位于平山县境内，距石家庄市80公里,是一个松柏苍翠,风光秀美的小山村。它原名"柏卜",始建于唐代。1935年一位教书先生把"卜"改为"坡",于是就有了西柏坡。
1947年5月,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先期进驻西柏坡。在这里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颁布并实施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948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移驻西柏坡,在此组织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迁往北京。西柏坡以其特殊的贡献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树立了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
今日西柏坡，前临碧波荡漾、水光潋滟的西柏坡湖,后靠满坡翠柏、松涛阵阵的西柏坡岭。湖光山色相得益彰,形成了独具魅力的秀丽风光。
西柏坡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主要参观景点有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西柏坡陈列展览馆,西柏坡多功能影视厅,西柏坡纪念碑,西柏坡石刻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五位领袖铜铸像,领袖风范雕塑园,周恩来评语碑等。
附关于“西柏坡精神”文章：
“西柏坡精神”
———永远闪耀中国
有一种精神，穿越历史的云烟，日久弥新。有一种怀念，历经时代的风雨，愈显醇厚。56年前，在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地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从此，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 激励着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伟大征程中，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永远的西柏坡
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坐落于太行山中的河北省平山县。自1948年5月至次年3月间，这里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大决战期间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部。从这里，中国共产党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胜利，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
西柏坡，原是一个普通的小山村，距平山县城80余公里，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有100多户人家，群山环绕，河两岸滩地肥沃，稻麦两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就是老革命根据地之一。1948年，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对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进攻。在全国胜利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陕北，于5月26日到达西柏坡。中共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齐集于此。
西柏坡面临碧波荡漾的岗南水库，背倚松柏苍翠的柏坡岭，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华北平原地区的用水问题，修建了岗南水库，原西柏坡村和东柏坡村成为库区。党和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历史原貌，将西柏坡村复制到山上，并修建了纪念馆。这里，在绿树之间一道弯弯曲曲的围墙，围着一簇太行山区普通的白色民房。这是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大院，建筑面积1.644万平方米。中北部有一山，中设防空洞，五大书记旧居和其他机关用房沿山周围而建。所有房舍，大多为四合院式小平房，均为土坯垒筑，其墙面以白灰粉刷，显得洁净而雅致。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即军委作战室为四间小平房，地处大院东部，是当时中央机关自己动手修建的。作战室的墙上挂有大型军事地图，指挥闻名中外的三大战役的作战命令，就是从这里下达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4个月又19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生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崩溃。周恩来副主席曾风趣地说：“我们这个作战室，一不发款，二不发粮，三不发人，就是每天往前线发许多电报，就把国民党给打败了。”
毛泽东旧居紧靠小山南端，原为农民住宅，该房分为前后两个小院。前院设有警卫室，甬道西边有磨盘和猪圈。夏日里，毛泽东同其他领导，经常围坐在磨盘旁、楸树下，商讨军国大事。北院西房三间，两间为家属住房，一间为书房兼资料室。北房两间分别是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卧室。办公室内现陈设的办公桌、沙发、转椅、茶几等，都是当年毛泽东使用过的原物。在这里300多个日夜里，毛泽东写下了许多著作，仅收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的就有20多篇。《人民日报》的报头也是在这里题写的。
在大院的北部，有一处惟一用青石砌成的房子。三个高大的拱形窗户，与石墙相间，就像三眼并排的石窑洞。一明两暗的三间北房窗户大，采光好，彼此相通，中间为会客室，两边是办公室和寝室。这是朱德总司令的旧居。这本来是给毛泽东安排的住房，是由陕北绥德的老师傅来此修建的。当毛泽东被请到“窑洞”时，他却说：“这房子不错嘛，还是陕北窑洞的样子。这儿环境也很好。为了工作方便，我住前边就行了！朱总司令上了年纪，他住在这儿不更合适吗？”二人让来让去，结果“毛宅”成了“朱宅”。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旧址在大院西侧，原为机关大伙房。大会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召开。10天后，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于3月25日进驻北京香山。这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指挥的重大战役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期间（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组织指挥解放全中国的重大战役， 包括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计24个，消灭敌人1791469人。
党中央在西柏坡指挥的历次战役表（1948年5月—1949年3月）:
宛西战役 1948年5月2日至5月17日，歼敌合计21700人。
出击冀热察战役 1948年5月2日至6月25日，歼敌合计24390人。
宛东战役 1948年5月29日至6月3日，歼敌合计11300人。
莱芜战役 1948年5月29日至7月18日，歼敌合计63620人。
开封战役 1948年6月17日至6月22日，歼灭敌人合计100000人。
洼水战役 1948年6月20日至7月15日，歼敌合计10240人。
济南战役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歼敌合计84290人。
荔北战役 1948年10月5日至18日，歼敌合计25550人。
太原战役 第一阶段1948年10月5日至12月4日，第二阶段1949年4月20日至24日，歼敌合计124790人。
睢杞战役 1948年6月27日至7月6日，歼敌合计54290人。
襄樊战役 1948年7月1日至7月16日，歼敌合计20500人。
辽沈战役 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歼敌合计472000人。
保北战役 1948年7月15日至20日，歼敌合计10770人。
察绥战役 1948年9月14日至10月31日，歼敌合计21060人。
郑州战役 1948年10月20日至24日，歼敌合计11270人；
解放应城 1948年10月24日至25日歼敌合计3500人。
淮海战役 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歼敌合计555570人。
西北冬季战役 1948年11月5日至28日，歼敌合计24660人。
平津战役 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歼敌合计521000人。
樊城战役 1948年12月20日至22日，歼敌合计8620人。
荆门战役 1949年2月2日至2月7日，歼敌合计8620人。
西北春季战役 1949年2月20日至3月24日，歼敌合计7330人。
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指挥的几个战役（1947年5月—1948年5月）:
青沧战役 1947年6月12日至15日，歼敌合计9530人。
保北战役 1947年6月25日至28日，歼敌合计7270人。
清风店战役 1947年10月11日至22日，歼敌合计17250人。
解放石家庄 1947年11月6日至12日，歼敌合计24280人。■
西柏坡之魂
1948年5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来到西柏坡。从此，中国革命的步伐在这个太行山东麓的小山村作了短暂的驻足，然而正是这次短暂的驻足把中国革命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实现了历史的大跨越、大转折，托起了新中国的红日。
如今，她已经成为世人景仰的革命纪念地，和井冈山、延安一样，西柏坡同样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使人们无限向往。当年党中央在西柏坡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一举夺取了全国性的胜利，成功地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其中体现的气概和风范早已孕育出一种伟大的精神流淌在党的血脉之中，这种精神恰恰是西柏坡魅力之所在。
大转折的气概：西柏坡精神感召力之源
从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到中共中央离开此地，仅仅不到两年的时间，但这一段不算长的历史却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聚焦点，更为可贵的是，党在这段时期的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西柏坡精神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一部分。我们一直在思索：为什么这么短暂的时间，能够孕育出如此伟大的精神?西柏坡精神的独特魅力何在?
解读西柏坡精神，就不能不注意到中国共产党西柏坡时期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关键时刻，是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个转折是国民党反动派即将被推翻、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历史转折，是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转折，是党从革命领导主体向中国社会领导主体的转变。作为转折时期，它不是量变的过程，而是质变的飞跃，是事物质变的关节点。转折的关键时刻，历史给我党提出了严峻的课题：是否敢于不失时机地发起战略决战，将革命进行到底；是否善于把革命的胜利转化为持久的政治胜利，是否能够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向城市、从革命战争转向和平建设；能否为实现历史性转变而制定出完整的建国方略和政策策略；能否在取得全国胜利后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革命性，经受住执政的考验。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精神。我们党在对上述历史性课题的回答中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也正是在对上述历史性课题的回答中形成了西柏坡精神。
在国民党军队仍占有明显优势的形势下，党中央为了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不失时机地作出了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的决策。三大战役，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国民党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局面，企图以“和谈”的骗局瓦解中国人民的斗志。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表现出了彻底革命精神，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气概，一举突破长江天险，解放了全中国。为了推动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做出了将工作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革命战争转移到经济工作，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逐步地使中国由农业国转为工业国，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面对一些人对我们建设一个新中国能力的怀疑，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铿锵有力地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展望未来，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建设一个新世界，要比破坏一个旧世界，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全党同志对此要有清醒的头脑，经受住胜利和执政的考验，不要因为胜利而骄傲，以功臣自居而腐化堕落。
面对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转变，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以旺盛的革命热情和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期待着、实践着，他们的参与意识、创新意识得到极大的发挥。他们在西柏坡时期革命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西柏坡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实事求是，立国兴邦的创造精神；严守纪律、军民一致的团结精神；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自律精神；尤其是坚持两个“务必”，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对于完成当时的历史跨越起到了关键作用。
人民伟力的彰显：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之本
低矮的土房，狭小的院落，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指挥了三大战役，完成了筹建新中国的准备工作。站在柏坡岭上，你不能不思绪万千。难怪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原国民党将领黄维，被特赦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到西柏坡看一看，他想知道西柏坡是个何等神奇的地方，毛泽东居然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打败了用美械装备到牙齿的国民党部队。在无比恶劣的环境中，是一种什么力量推动着中国革命不断前行?是什么力量使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到强大，不断发展?
实际上，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相反她所面临的常常是敌人的围剿、装备的落后和物资的贫乏。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一次次战胜困难，是因为她深深地植根于民众之中，因而有无尽的民气为之所用。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历史结论。只要彰显了人民的伟力，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是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的斗争实践再次证明了的真理，也是这一时期留给我们的重要精神财富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她是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转向1947年的西柏坡，看一看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为人民谋取利益的———
1947年4月17日，西柏坡村恶石沟西岸的空地上布置了一个简单的会场。旧地基上搭起了一个布棚算作主席台，参加会议的代表以石块为凳，膝盖做桌。不要小瞧这个不起眼的会场，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会，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会议比这个简陋会场传出的消息更让中国的农民振奋。这次会议就是著名的全国土地会议，农村土地改革的序幕拉开了。
依靠和发动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参加革命，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充分发动群众，彰显人民伟力最重要的是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发动群众，首要的是解决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土地问题。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的讲话中说：“解决土地问题直接关系到几百万几干万人的问题，就全中国来说，是几万万人的问题。这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利益，同时也是全民族的利益，是中国人民最大最长远的利益，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土地改革满足了广大农民要求直接获得土地的愿望，砸碎了套在他们头上的枷锁，彻底废除了封建地主所有制生产关系，摧毁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土改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解决土地问题，支持群众在反奸、减租、减息、退租、退息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绝对禁止使用违反群众路线的命令主义、包办代替及恩赐等办法。虽然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也曾提出平均地权，但最终能够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只有中国共产党。
土地改革运动在解放区的开展使广大农民第一次当上了土地的主人，农民高兴得称“土地回家了”。在西柏坡，我们看到了翻身农民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历史的细微之处恰恰是其伟大之处，我们不妨把它抄录在这里：“毛主席啊，没有你我们真得饿死啦，这回我们都翻了身，分了地，分了马，分了衣服粮食，都有吃有穿。也都抱团了，一定打倒大地主，打倒反动派。冬天到了，你那里很冷吧?我们都想看看你，离得又这样远，也见不着你。请你把最近的照片给捎一张来吧。”由于交通阻隔，信送达西柏坡时，寒冬已经过去了。农民的语言是朴实的，农民的感情是真挚的。在这泛黄的信笺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之源。战略决战中，广大人民群众自觉配合解放军作战，掀起了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潮，军队打到哪里，人民群众就支援到哪里，为战略决战的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解放战争的胜利再次证明：谁赢得人民，谁就会赢得中国。
两个“务必”：共产党人不变的誓言
1949年3月，党中央即将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临行，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周恩来说；“进京赶考去。”周恩来回答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毛泽东自信地说：“我们决不学李自成，我们会考出好成绩。”虽然全国胜利的大局已定，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清醒的，他们知道前面等待着的将是另一场考试———能不能经受得住执政的考验。
毛泽东喜欢读历史书籍，即便是在转战的过程中也不例外。他在封建王朝的兴衰成败当中读出了智慧。一个政权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的思考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早在延安时期，郭沫若写出著名的史论《甲申三百年祭》后，毛泽东就要求全党认真学习这篇文章，让大家不要犯李自成的错误。在给郭沫若的信中，他写到：“小胜就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预见到革命胜利后的政权巩固问题，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了这一警示。这一警示是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历史上政权更迭的经验教训后而得出的结论，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实践的结晶。两个“务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目的和严格标准，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观。中央的领导同志不仅以严格标准要求全党，他们首先从自己做起，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作了六条规定：一、不作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的领导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一个政党有了这样的自身建设就一定能经得起任何考验。正是凭着两个“务必”，中国共产党抵制住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保持了党的本色，没有被“糖衣炮弹”打败。也正是凭着两个“务必”，顺利实现了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由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是一个不断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在西柏坡提出的“赶考”是永远不会结束的，什么时候我们放松了警惕，忽视了党的自身建设，人民群众就会不满意，考试就会不及格，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失败。始终将两个“务必”作为执掌政权的政治保证和行为准则，才能确保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
实践好“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新时期“赶考”的最好答卷。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着由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是一场具有根本意义的社会变革，这次变革势必会引起人们思想观念、价值标准和行为模式的重大改变，广大党员干部又一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次考验当中，同样有一批干部甚至是高级领导干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错位，私欲膨胀，忘记了两个“务必”的告诫，滑向了腐败堕落的深渊。如何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个代表”与“两个务必”是内在统一的，它们都是围绕一个主题，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的问题。“三个代表”的提出，标志着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是我党在新时期正确使用权力、战胜权力考验的又一份“答卷”。
当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增强防腐拒变的能力，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行使好手中的权力。任何政党都以获取权力为目的，但权力有两面性，既可以用来为人民谋福利，又可以用来为自己谋私利。行使不好手中的权力，腐败现象就要滋生蔓延。毛泽东在与黄炎培谈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问题时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使革命政权得以巩固。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走民主之路，是共产党战胜权力考验的必然选择。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怎样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怎样使民主具有可操作性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探索。实践证明，加强法制建设，从体制上、制度上减少权力行为的随意性，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尤其是“一把手”权力集中的问题，开拓群众参与民主监督的渠道，是正确行使人民交给的权力，遏制腐败，防止人民公仆变成人民主人的根本保证。
